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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维坦按:按照诺曼·欧勒《闪电战:纳粹德国嗑药史》一书所披露的,整个德国从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走上了“毒品大国”之路,第三帝国只是在这条路上变本加厉,配合战争让毒品成为全民药物,最后,整个国家都陷入了迷幻状态。


为何会这样?原因有很多。但有一条我们不能忽略掉,那就是:现在很多被我们称作“毒品”的药物,一开始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往往都是为了止痛(可参看利维坦之前推送过的《海洛因可卡因入药史》一文)。什么人最需要止痛?特定时期来说,战场上的士兵无疑是最需要止痛的人群。


当然,除了军队,全民嗑药的盛况多少也和一战德国战败有关:在天然资源不如其他国家的情况下,德国如何快速崛起?上世纪20年代,正如欧勒所说的“化学的黄金年代”——德国98%的海洛因销往了国外,而当时德国的几个知名药厂,比如默克(Merck)、勃林格殷格翰(Boehringer)和基诺(Knoll),生产可卡因产量占全球的八成之多。




虽然希特勒为自己精心打造了禁毒的公众形象,但实际上,纳粹德国却在小小的“勇气”药片帮助下,如疾风暴雨般席卷了整个欧洲。这种所谓的“勇气”药片正是火遍全德国的“柏飞丁”(Pervitin)——其实就是纯冰毒(甲基苯丙胺)。


1943年,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会面。


1943年夏天,希特勒马上就要和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·墨索里尼会面,但他的身体却很不配合,觉得非常不舒服。


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这次轴心国的会面。为此,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给他注射了一种名为“优可达”(Eukodal)的药物。你可以把这种药看作是氧可酮和可卡因的结合体。


“优可达”(Eukodal):氧可酮和可卡因的结合体。


医生这样做,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。希特勒很容易对某种东西上瘾,并且拒绝戒除这些东西。但这一次注射似乎是无奈之下的必然选择:当时,希特勒的暴力倾向极其强烈,同时出现了痉挛性便秘(译注:属于功能性便秘,是由于结肠运动过于强烈,引起结肠痉挛,肠腔过于狭窄,使大便无法通过而致的便秘,又称为肠道易激综合征,其特点是便秘和腹·泻交替,或者是长期腹泻),而且拒绝和任何人说话。


第一次注射后没多久,“重获活力”的希特勒就不顾医生的反对,要求再次注射优可达。这一次,他觉得自己几乎年轻了20岁,像个正值青春的战士一样带着满满的热情出席了会面。


据记载,在这次和墨索里尼的会面中,希特勒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几个小时。墨索里尼只能静静地坐在一边,按着背,用手帕轻拭前额,叹着气。其实他这次来是希望能说服希特勒,让意大利退出这场战争。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。


希特勒几乎日日嗑药,这次会面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片段。他服用的药物有巴比妥酸盐(中枢神经系统镇静剂)、公牛精液、睾丸素、鸦片制剂和兴奋剂——包括柏飞丁这种用冰毒制成的“勇气”之药。


希特勒并不是唯一一个服用柏飞丁的人。那一时期的德国,从前线士兵到后方的家庭主妇,几乎每个人都在服用柏飞丁,就跟吃糖似的。


在德国,大范围嗑药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在上一代,德国就深陷在大规模嗑药的困境之中——直到希特勒掌权,发起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,一切才风平浪静下来。等到希特勒自己也倒戈变成瘾君子,同样的命运再次降临在无数德国人身上。


二战开始,德国士兵在柏飞丁的助力下征服了欧洲大部分领土。但最终这一胜利还是化为虚无——到二战结束时,自大的德国人无视战败的事实,此时士兵需服用柏飞丁度日。


《闪电战:纳粹德国嗑药史》,诺曼·欧勒(Norman Ohler)。


2016年10月,诺曼·欧勒(Norman Ohler)出版了《闪电战:纳粹德国嗑药史》(Blitzed: Drugs in Nazi Germany)一书,探讨了嗑药在第三帝国兴衰中扮演的角色——势不可挡、不容忽视。


德国血脉之毒


1924年,嗑药客在柏林街头购买可卡因。© Georg Pahl


希特勒利用极端的禁毒纲领掌控了第三帝国,随后,也是他引领帝国走进了一个全民嗑药的时代。


这一纲领建立在全面反对当前体制的政治话语之上。希特勒将1919-1933年期间的德国政权称作魏玛共和国,这一时期的德国经济依赖制药业的发展——尤其是可卡因和海洛因。


1929年,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迫使魏玛共和国签署了《国际鸦片公约》(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),而在一年之前,1928年,仅是柏林的鸦片产量就多达200吨——希望这一数据能让你对德国经济依赖制药的程度有些概念。


欧勒表示,事实上,1925-1930年间,德国生产的吗啡占世界产量的40%(可卡因的份额也差不多)。总的来说,虽然德国经济遭受了一战的严重摧残,魏玛共和国仍然是世界级的大毒贩。


1927年,德国电影海报警示人们可卡因、鸦片和吗啡的危害。© Pinterest


一开始,希特勒不嗑药也不喝酒。因为不喜欢咖啡因,他连咖啡都不喝。他也不服用任何药物。据记载,一战结束时,希特勒将一包烟丢进河里,从此就再没有抽过烟。


1933年,希特勒和纳粹执掌德国,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宣扬希特勒的“无毒哲学”。不过后来,纳粹叫停了这项工作。对于处在希特勒崛起时的德国,德国作家克劳斯·曼(Klaus Mann)这样写道:“柏林的夜啊,少年,哦少年!这是前所未有的崭新世界!过去,我们有伟大的军队,现在,我们有更多的新玩意!”


纳粹发挥了自己的“特长”,把禁毒和他们标志性的“排除异己”结合在一起——指控那些有犹太血统的人在德国背后捅刀子。


纳粹利用各种宣传活动,宣称吸毒成瘾的人是应该被征服、被控制的群体,要用严厉的法律制裁他们——1933年,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的首批法律之一就允许将瘾君子关押两年,时间还可无限延长——德国还设立了新的秘密警察部门开展禁毒运动。


《毒蘑菇》(The Poisonous Mushroom)中的一幅插图,也收录于《闪电战》一书中。© Ernst Hiemer


此时纳粹已不再要求对使用毒品保密,反而要求医生给所有人开处方的时候,其中的毒品剂量至少要能维持两周。然后,纳粹让通过了种族测试的人立即停药。如果不这样做,就会被收押送进集中营。累犯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。


从表面上来看,纳粹的这场运动声势浩大,避免了人们对嗑药产生依赖性,仿佛是纳粹一手打造的奇迹。当然,这场奇迹只持续到了希特勒第一次尝试冰毒的时候。


沦为伪君子的希特勒


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西奥多·莫雷尔(左二)为希特勒介绍了很多种有害的药物。


1936年,纳粹党的官方摄影师海因里希·霍夫曼(Heinrich Hoffmann)染上了严重的淋病。他是希特勒的朋友,曾把自己的助手、情人爱娃·布劳恩(Eva Braun)介绍给了希特勒。为了治疗霍夫曼的淋病,他们请来了德国最谨慎的医生:西奥多·莫雷尔(Theodor Morell)。他以注射维生素和能量剂闻名,正是柏林名流需要的那种医生。


莫雷尔成功治愈了霍夫曼。为表感激,霍夫曼便邀请莫雷尔到他家用餐。这实在只是一次偶然——那一晚,希特勒也决定去霍夫曼家里吃饭。在餐桌上,希特勒偶然提到自己多年来饱受肠胃病的折磨。没有人会眼睁睁放过向上爬的大好机会,莫雷尔也不例外:他表示自己可以给希特勒看次病。


希特勒接受了他的提议,并私下告诉他,自己痛得厉害,几乎动弹不得。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之下,这样的身体实在无力领导苦苦挣扎的德国。听了这话,莫雷尔知道希特勒需要的是什么。


“Mutaflor”胶囊


他让希特勒服用一种称为“Mutaflor”的胶囊,里面是有益健康的肠道菌。这在当时还是一种实验疗法,如今我们仍在使用这种疗法。这种胶囊大大缓解了希特勒的胃痛和胃胀气的问题,于是希特勒指定莫雷尔做了自己的私人医生。


自此,莫雷尔几乎在希特勒身边形影不离。后来,他每天要给希特勒注射好几次,注射物从葡萄糖溶液到维他命不一而足,都是为了缓解希特勒的慢性病痛。


1943年,希特勒和艾伯特·施佩尔会面。© Heinrich Hoffmann/German Federal Archives via Wikimedia Commons


虽然莫雷尔一开始取得了这些成功,但有证据显示,成为希特勒的宠臣之后,莫雷尔就没有之前那么小心谨慎了。战争军备生产部部长艾伯特·施佩尔(Albert Speer)也这样认为。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将莫雷尔称作“江湖医生”:


“1936年,我的血液循环不畅,胃也有些不适......我就打电话给莫雷尔的私人办公室。简单检查之后,莫雷尔就给我开了药,其中包括他提取的肠道菌、葡萄糖、维他命和一些激素片剂。出于安全考虑,我后来又接受了伯格曼教授的全身检查。他是柏林大学的内科专家。他告诉我,我的身体没什么问题,只是因为工作过度有些焦虑。我听了伯格曼教授的话,尽可能放慢了自己的工作节奏,发现这些症状真的有所减轻。为了不让希特勒生气,我只能假装自己遵循莫雷尔的医嘱,在吃那些药。等到我的身体好转之后,我却成了莫雷尔彰显医术的成功案例。”


此外还有人断言,莫雷尔完全是个骗子。


申克(Ernst-Günther Schenck)是德国纳粹党卫队的一名军医,他后来写了一本书,认为希特勒患有帕金森综合症。他想办法拿到了莫雷尔每天早上给希特勒注射的东西,作了实验测试。结果发现,莫雷尔给希特勒注射的是冰毒,怪不得希特勒总是觉得用药不够。


但冰毒并不是莫雷尔用在希特勒身上唯一的药:他给了希特勒一份长长的药物清单,清单上包括咖啡因、可卡因(治疗嗓子发炎)和吗啡——战前希特勒长年依赖的所有药物都在这份清单上。其中最不容忽视的就是柏飞丁——冰毒(甲基苯丙胺)。


柏飞丁和冰毒助力下的“伟大”德国精神


在柏飞丁的帮助下,德国军队熬过了很多个艰难的夜晚,但柏飞丁也是有成本的。柏飞丁俗称“装甲车巧克力”(panzerschokolade)、“箱装巧克力”(tank chocolate)。生产者仿制了苏打水的包装方式,在市场上成箱出售柏飞丁。


泰姆勒是一家德国制药公司,1937年申请了柏飞丁的专利。部分宣扬纳粹主义的德国人看中了柏飞丁的药效。


泰姆勒委托柏林最成功的一家公关机构,以刚刚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可口可乐公司为范本,为柏飞丁制定市场计划。


1938年,柏飞丁的广告海报遍布柏林,从车站柱子到巴士到处都是。泰姆勒的公关活动给柏林的所有医生都寄去了一份柏飞丁的样品,希望医生们能够作为先驱,将柏飞丁介绍给普通大众。


德国人只着眼于柏飞丁提供的能量,却忽视了它的副作用。对于一战失败后首次重建,即将发动二战的德国来说,迫切需要的正是能量。不努力工作,就等于不爱国。其他药物不能提供能量,柏飞丁可以。而且柏飞丁还比咖啡便宜!


国防军是二战期间德国的联合武装力量。1939年,纳粹首次入侵波兰,国防军第一次尝到了甲基苯丙胺的力量和甜头。


整个军队对柏飞丁着了迷——他们的指挥官也不例外,洋洋洒洒地写了报告宣扬柏飞丁的“卓越”药效。在欧勒的书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份药物使用报告:


“每个士兵都训练有素,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他们的身体里充斥着轻微的欣快感,他们对行动的渴望在不断膨胀。这种药物给了士兵们精神激励,效果显著持久,无一例外。服用四片柏飞丁后会产生双重视觉,能看到更多的颜色。”


另一份报告写道:“服药后饥饿感减少。最显著的药效是服药者出现了对工作的渴望。作用非常明显,不可能是基于想象,一定是真的。”


柏飞丁帮助前线士兵平安熬过了那些艰难的日子——睡眠少,大量创伤,胃部空空,还要在暴力强制下服从命令——柏飞丁提供的帮助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多。


当然,把几百万会上瘾的药片分给士兵也有不好的后果:上瘾是个大问题。仅是1940年四五月份,输送给陆军和空军的柏飞丁和类似药物就多达3500万份。前线士兵甚至写信回家,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柏飞丁。从将军到下属,从步兵队长到普通士兵,每个人都对冰毒上瘾了。


一位陆军中校受命负责装甲车部队,他在一份报告中言词明确地描写了这场大规模的嗑药:


“行动开始之前,运来的柏飞丁就被分给所有的军官。分到药物的连长把一部分留下自用,另一部分分给自己麾下的士兵,并明确告诉他们,这种药能让他们在行动中保持清醒。上面还下达了明确的命令,要求装甲车部队必须服用柏飞丁。”


这位中校也曾在战役中服用过柏飞丁,“4周时间里,每天2次,每次1片”。在报告中,他提到了自己服药后心脏痛的问题,并明确说明在服用柏飞丁之前,他的血液循环还是非常正常的。


这一不祥之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1941年,纳粹德国健康部的领导利奥·康蒂(Leo Conti)最终掌握了充分证据,认定柏飞丁应该受《德意志鸦片管理法》制约,并正式声称柏飞丁是一种非法毒品。


第三帝国健康部的高层官员也相信——他们在信中写道——德国,“整个国家都沉迷于嗑药”,柏飞丁“令人不安的后效完全抹去了药物使用后取得的成功......柏飞丁耐药性开始出现,这足以让所有德国人瘫痪......想利用柏飞丁消除疲劳的人都知道,这种药会破坏精神状态,令肢体机能慢慢衰退,最终完全衰竭”。


甲基苯丙胺对人体的长期作用是灾难性的。上瘾很可能会吞噬所有的服用者。一旦上瘾,就会产生以下反应:萎靡不振、幻觉、严重脱水和持续的恶心。


纳粹的医生都心知肚明:短期的休息并不能让这些副作用消失。但除此之外,他们也束手无策,别无他法。士兵们要么死于心力衰竭,要么死于自杀,要么死于精神疲劳导致的军事错误——服用过柏飞丁的人总是难逃一死。


康蒂想要严格控制药物依赖的努力都化作了泡影。德国民众几乎都没有停止服用柏飞丁,更别说军队了,当时德国军队即将入侵俄罗斯,正是急需柏飞丁的紧要关头。事实上,1941年的此类药物使用量有所增加,并没有减少。


希特勒依赖莫雷尔是为了生存,德国依赖柏飞丁也是为了生存。后来,德国人开始直接服用冰毒,认为它的药效更加持久,完全没有意识到毒品的危害。战争还在继续,纳粹再也没能重新掌控柏飞丁,更没能在它的帮助下征服全世界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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